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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父亲的最后目标是在研究人类思维史上做出贡献;小波继承了他勇于独立思考的精神
父亲王方名是个终生奋斗、不甘平庸的人,一辈子都在给自己制定踮起脚才够得着的目标。他出生于偏僻闭塞的四川小镇,只扎实地念了几年私塾。看到从川外回乡的小学校长,懂得英文和科学知识,十分羡慕,于是立下当洋学堂校长的志向。他借了大哥的小学毕业文凭去考县里的中学。虽然他没学过英文,算学也很差,却由于国文成绩突出被中学录取。入学后他努力补习算学、博物学、英文,成绩很快名列前茅,让视他为土包子的富家学生刮目相看。因他富有文才,有“小李白”之称。
父亲就读于重庆川东师范期间,因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与家庭断绝了联系。这期间他接触了进步思想,于1934年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参加了重庆市的学生运动。1937年他与朋友结伴从四川万县步行赴延安,后到晋东南、山东办抗大,全国解放后调北京教育部,1952年挨整下放到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后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工作。他的最后目标是在研究人类思维史上做出贡献。可惜因为各种运动和“文革”,他终未能如愿。他被错误处理的问题直到“文革”后才得以平反、恢复党籍。在他去世前一年,他戏作七律一首总结自己的一生:
南去北来五十春,学书学剑两不成,
忍看朋辈多作鬼,欣逢蝼蚁俱成神,
三种斗争幸存者,八方风雨过来人,
老骥伏枥犹壮志,余光余热尽关情。
父亲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父亲是个喜欢独立思考、勇于独立思考的人。这对参加革命多年、一直受着自上而下统一教育、又受过重大冤屈的人是很不容易的。1956年他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系列文章,对逻辑学的阶级性提出质疑,也不同意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相对立。他和周谷城先生的观点一致,但是遭到当时逻辑学界的批判。毛主席支持父亲一方的少数派,特意接见了他们,并鼓励父亲将文章汇编成书。2000年我在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里还看到父亲写的小册子。从小波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继承了父亲这种勇于独立思考的精神。
父亲是个正直的人,既不趋炎附势,也不鄙视落魄之人,平等观念根深蒂固,贯其一生。一次在人民大学校园里,我们遇到一位皮靴及膝,白髥过胸的老人。打过招呼后,爸爸告诉我,老人名叫罗绍禹,参加过北伐,还跟毛主席一起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呢,尊敬之情溢于言表。反右派斗争中,人民大学校园里满是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孩子们在里面钻来钻去,有一次某个报上点名批判的大右派走过,就起哄地大叫“葛佩奇、葛佩奇”,爸爸从不允许我们参加这种哄闹。
虽然小时候父亲管教弟弟们甚严,到我们懂事后,他待我们像朋友一样平等,与他谈话常有茅塞顿开之感。
1966年“文革”刚开始,我作为清华大学的新生也是热情很高。但是很快爸爸告诉我,这场斗争会绵延不断,小人物不要参与。于是我立刻停止批斗,成为最早的“逍遥派”。果然不久就开始了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中国大地也从此陷入了真正的动乱。
对于当时“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说法,爸爸不以为然,他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仪”,不发展生产力让人吃饱肚子,就不可能有高尚的道德。
大弟问父亲当局为什么要枪毙“四三宣言”作者遇罗克,他说是因为遇罗克对马列主义学习得比某些当权者更好,是正确招来杀身之祸。
我的印象中,无论哪一类问题,爸爸都是有问必答。他也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经验教训与我们分享,小波在《思维的乐趣》中也谈到这些。爸爸除了在思想上为我们排难解惑,也尽力为前途未卜的孩子安排前程。为了让在农村插队的妹妹学到一点医术,当上赤脚医生,他托朋友到处结识老中医,又请吃饭、又送礼,希望妹妹能学到针灸和望、闻、问、切的本领。后来妹妹果然凭借这些,从插队的山西农村进入了烟台医院工作。
小波在云南兵团处境不好,一度病退回家,户口却落不到北京,成为不能参加招工、招生,连粮票都无处领的“黑人”,妈妈为此愁白了头,爸爸也费尽心机,到处求人。他先让小波从云南寄回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转给在部队当官的老战友,期望小波能够得到赏识而参军,可惜如泥牛入海。接着爸爸又安排小波跟一个朋友学英文,希望小波能有一技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