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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2001年,中国律师刘钢淘到一张古旧的世界地图,绘制于1763年的《天下全舆总图》。四年后,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坚信,这张地图仿绘自1418年的郑和地图。世界汉学界迅速做出反应,各种高尚、卑鄙、骄傲的面孔,都在一次次争吵中清晰起来。
尽管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郑和准确逼真地绘制过整个地球的地图,但是至少可以发现,被皇族刻意隐藏进世界版图的中国人,从未放弃寻找外面的世界,从未放弃尝试夺回一些遗落的精神。
中国人的探险热情,隐藏在对世界地理的狂热兴趣中。这是利玛窦能在中国获得官方器重的原因之一,在他传教不利的情况下,世界地图拯救了他和他的后继者们。他在肇庆绘制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得到肇庆知府王泮的认同和小范围传播。随后,在南京,他受到吴中明的邀请,重新绘制修订而成《坤舆万国全图》,这次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印刷发行,最终,利玛窦得以进入宫廷,成为万历皇帝的座上客。
随着出版业的兴起,世界地图开始闯进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它所带来的诱惑与启蒙作用,曾影响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吴中明在《坤舆万国全图跋》中写到,利玛窦之所以能够掌握世界地图,“盖其国人与拂郎机国人皆好远游”。远游意识与故土观念纠缠着儒治的封建中国,汉武帝“敢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铮铮誓言,汉唐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出去的天朝国威,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年代,被发展到极致。然而转瞬即是黑夜。利玛窦绘制地图时,为迎合中国帝王的兴趣,中国的位置一直被安置在世界的中心,随后各种版本的地图和书籍收录,也一直遵循这样的原则。然而,1848年,中国人程承训刻的《海宇全图》,已经悄然将世界的中心安放在巴黎。
这种变局刺激着新一代探险家。许多人都像早年的梁启超一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通过地图或地理书籍,开始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1853年和1912年,南京两度归来。复兴时代中国人心目的两个理想国,都将首都重新定在南京。它们的领袖,洪秀全和孙中山,都受到过来自失落传统的启迪。洪秀全对外部世界并没有很明确的认识,却已深知,即便将一幅错误百出的世界地图悬挂在天王府的墙壁上,也有着至为重要的意义。13岁那年,孙中山在一位牧师那里,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看到大得让人眩晕的世界,那时他或许不会想到,33年后,他将亲手绘制一幅中国地图,《建国方略图》,将铁路、公路、矿山、港口塞进这片民生凋敝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