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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话真情
他真正走上“研红”之路始于1947年。那时他还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他的四哥周祜昌读“亚东”版《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时注意到，胡适先生谈及，自己手中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觅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就写信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汝昌。周汝昌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一查，居然一索即得。敦诚、敦敏是曹雪芹生前最好的朋友，诗集中自然有宝贵的史料。于是，周汝昌据此撰写了一篇关于敦敏诗集中《咏芹诗》的介绍文章，在《民国日报》副刊发表后。胡适先生看到后即回信切磋，信也在报上发表了。
周汝昌回忆道，1948年6月的一天，当时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他到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适先生府上造访。胡适先生亲自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他手里，后又托人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送给他——正是由于这段因缘，1948年，周汝昌完成了《红楼梦新证》这部被誉为“一部红学划时代作品的重要专著”。该书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三个月内连着再版三次，当年的研究者们几乎人手一册。周汝昌没有骄傲，而是向着更宏伟的目标迈进了。他和胞兄周祜昌的最大心愿就是恢复《红楼梦》的原样。
可以这样说。因为偶然的原因，周汝昌先生与《红楼梦》结了缘，30多岁便以一本《红楼梦新证》轰动了国内外。在晚年，一部十卷本的《石头记会真》更是轰动了红学界。但《红楼梦》给周汝昌先生带来了名声和精神上的满足，但是他却说选择红学是一个悲剧。在解放初期的中国，百废待兴，人们在鼓足干劲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面临着意识形态领域新旧思想的斗争。1954年9月，两位刚毕业的普通大学生发表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针对著名学者、红学家俞平伯的学术商榷文章，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的导火索，波及全国，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这是26年后，两位作者与俞平伯在一起的合影。而文章发表时，刚刚调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昌，因为与胡适、俞平伯的关系，而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当时的红学界，乃至思想界，一片风雨欲来的态势。
随着这些批判文章的相继发表，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拉开了大幕，最初目标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统治了三十多年的胡适学术思想。而被认为与胡适有很大联系的周汝昌被公认为将成为胡适、俞平伯之后第三个批判的对象。1954年开始的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他成了“胡适唯心主义”的活靶子。他丧失了公开收集材料和研究的自由，于是把希望寄托蛰居咸水沽的祜昌身上。“四人帮”的覆灭，使他们又恢复了生机。几十年来彼此鼓舞勉励、相濡以沫，不曾停顿的信札往来，使他们这件文化大事业终究有了结果。《石头记会真》前几年已正式出版，他们的夙愿终于实现。
这是一笔财富，一份资源。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和文明的传承。此情此况，使我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先生对红学的尊敬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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