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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津门
在天津,梁启超度过了他最后14年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他与蔡锷将军共同策划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他主持国家制币局,推行金融币制改革;他受聘于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与严复、胡适等学者名流过从甚密,成为挚友,更评史论政,潜心研究学问,为后人留下了“于学无所不窥,于论无所不及”的浩如烟海的文字著述。
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覆灭。逃亡日本、颠沛流离十余年的梁启超得以返回祖国。为躲避北京复杂的政治气候,他来到天津,在当时意租界内的西马路25号即今河北区民族路44号建起一座楼房,1915年举家迁居于此。
梁启超定居天津当年的夏秋之际,政治风云突变,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蔡锷将军借口看病就医来到天津,在“旧居”楼内与恩师梁启超商讨反袁大计。他们秘密商定,一边由梁推动舆论,声讨袁贼逆行;一边由蔡发动护国战争,击碎袁贼美梦。梁启超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率先在京沪发表,揭露袁世凯复辟阴谋,得到社会各界一致响应;蔡锷将军用计到达昆明,随即宣布云南独立,护国战争揭竿而起,举国拥戴,袁贼称帝阴谋破产,一命呜呼。“饮冰室”便名副其实地成了从云南爆发继而波及全国的讨袁护国运动的策源地。
梁启超十分赏识自己的学生蔡锷。在饮冰室书斋里,一直悬挂着身着北洋政府时代军礼服、神态端庄的蔡锷将军的巨幅画像。
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梁启超在金融方面也有广博的知识,而他所栖息的天津,自清末以来即是中国的造币中心,这便成就了历史风云际会的又一个机缘。1914年2月,北洋政府在津设立币制局,任命梁启超为总裁。梁氏上任后对造币厂因几经变迁资料散失的状况极为关注,立即命时任造币总厂厂长的吴鼎昌着手编写造币厂史,并精心审定,亲笔提写书名。这部11章约5万余字的造币厂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同年12月,梁启超因币制改革主张难以实现而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