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学术史上，对于燕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若以成果之数量论，或逊于对中原其他一些地区的研究，但在整个中国古史研究中仍然有重要地位，受学者们高度重视。王国维先生1919年发表《北伯鼎跋》一文，提出“邶即燕”的著名论点，便可看作是近代燕国史研究之滥觞。

作为先秦时期区域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如同对其他地区的类似研究一样，燕国史研究对于整个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古代燕地历史的探索，它对于说明古代中国整个历史进程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要真正准确和全面地认识古代中国历史的整个进程，就必须深入地了解古代中国各个地区发展上的关系，而尤其在认识中国早期历史的进程时是这样。

近数十年来，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的真实情况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新的认识。

近数十年来，人们对于古代中国的真实情况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新的认识。其中包括对于中国历史开端期各地在物质和精神文化发展上的状况，有赖于中国新石器考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人们了解到，当时在分布于幅员极其辽阔的地域上的不同区域内实际上存在着远不止一支，而是众多支有着较高甚至很高发展程度的文化与社会单位。这似乎表明，在中国历史的最早期，至少在理论上，应该不止一个地区具有向较高文明程度发展的潜势和基础。这恐怕也就是学术界很长时期以来许多人主张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的原因。当然，事实上，古代中国之最终进入以形成国家制度为标志的文明发展阶段，还是同中原地区的某些文化与社会单位的历史有关，也就是同所谓“三代”的历史有关。所以应该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有其真理性，还不等于能够将所有不同地区在古代发展上的内容、作用和意义都同等看待。如果把这些情况都同等看待，所描绘出来的古代历史的进程很可能反而会失真。

但反过来，也必须看到各个不同地区早期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对于所谓“三代”历史的最终形成所起的作用。换言之，在古代中国，中原同其他地区在发展上的关系及其演变，对于当时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要合理地说明和解释古代中国早期历史进程的真实内容及其原因，就必须认真考察与分析这些关系和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在这种解释和说明中最终回答为什么在众多早期文化与社会单位中，中原的某些文化与社会单位的发展成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主线，而这是理解这一进程的内在动力与逻辑的一个相当关键的要点。

应该有越来越多如《燕国八百年》这样比较有分量的、深入的先秦时期区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涌现。从而使学术界在这个重大课题上的思考具有更广阔和深厚的基础。

像彭华所做出的《燕国八百年》这样的研究，尽管只选取了古代一个有关的地区为论述对象，但其研究和论述的整个框架都使它恰好成为进一步讨论和研究上述问题的有用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对于古代中国历史进程复原与解释的工作越来越为学者们所关注时，确实应该有越来越多如《燕国八百年》这样比较有分量的、深入的先秦时期区域史研究的新成果涌现，从而使学术界在这个重大课题上的思考具有更广阔和深厚的基础。

说到对古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当然还会想到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过程的问题，其中包括国家化进程的问题。这自然涉及对区域史研究的需要。我过去在有关研究中，在讨论古代中国各不同地区进入国家化进程的不同方式问题时，就对包括燕地在内的许多古代区域的政治进程情况作过讨论。包括本书在内的古代区域史研究的新成果，由于它们对各有关区域情况的讨论更详细和完整，应该对推进这方面的研究会有重要作用。比如本书有很大篇幅涉及对燕地“古族”情况的介绍和讨论，这实际上对更恰当地分辨当地政治进程中所谓“殖民”或“土著自动”等不同因素的表现是非常必需的。所以这些新的研究能帮助我们在古代中国国家化进程这样的问题上检验已经提出的假说，寻找最终能成立的结论。

由此，我可以特别提及本书在内容上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它用了很大的篇幅分别对燕地的经济、政治、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特征与表现以及变化过程等作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和讨论。对于研究早期中国的发展而言，这部分工作也具有很深的意义。因为毫无疑问，古代中国各种制度和文化的传统的形成，最初的一些环节以及步骤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也就是在先秦区域史研究所涉及的时期内，在各地、各人群之间所发生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乃至族群的事件或“事件组”的最终结果。古代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传统，虽然可以认为与“三代”历史有最重要的关系，但其据以形成的材料和形成的过程，同众多区域与人群的文化表现和历史活动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因此，对古代各地区制度和文化特征及其与中原交流情况的深入与全面研究，将为我们真正理解古代中国文化与制度传统的内容和它形成的原因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