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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菜这么贵,我都不敢炒啊!”
不过,在目前参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30家农户中,29家的生产者其实都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与他们的顾客一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本是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白领或打工者。出于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又或个人信仰,他们有的选择返回老家的乡村,有的决定下乡租些农田,经营小农庄。
冯超觉得,自己通过选择买什么菜,可以让这些“少用化肥、农药”的小农庄“至少为环保作了一点贡献”。在这群农夫市集的忠实消费者眼里,他们选择的消费方式不仅意味着安全,还让他们有一种“成就感”。
范冬雨则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消费,促进“公平贸易”。“我希望农民也能过得更好,他们获得价值链上的最大一块利益,这是我所期待的理想社会。”范冬雨说。
周立分析说,这种有异于工业体系的消费模式是“社会的自我保护”,“工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越来越迷信市场,损失了产品的质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信任。”周立指出,“这时候,社会就会出现‘自我保护’的行为,探索另一种替代模式。”
5年前,董时睿也在台湾中兴大学校园里创办了台湾第一个有机农夫市集。起初,对许多普通市民而言,那儿的有机蔬菜可谓“奢侈品”。但创办没多久,市集就迎来了“排队买菜”的热闹场景。主要的原因,是台湾普通蔬菜的价格也一度“涨得可怕”。
不过,在中国大陆,这种新兴的概念似乎还难以在大众层面推广。
价格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市集里,一个中年妇女正在推销一种辣椒酱。“我们的辣椒酱是用37种材料做成的,外边卖的那些,只用5种材料,其中一种还是防腐剂。”这瓶辣椒酱59元。
而在那里,人们还能看到80元一斤的排骨、68元一斤的五花肉以及10元一斤的生菜。对普通家庭而言,农夫市集上产品的售价依然显得非常奢侈。
对冯超买的菜,他的父母和亲戚常常抱怨“怎么这么贵”。一次他的小姑在他家里帮忙做饭,问了菜的价格后吓了一跳。“这菜这么贵,我都不敢炒啊!早知道从老家那儿背些过来了!”小姑感慨地说。
袁英华也留意到,在农夫市集里,曾经有老人硬要把想买菜的年轻人拽走。在她的身边,许多朋友也因为家里老人不接受,不敢让农户往家里送菜。
“这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模式,只是一种先锋的探索,我的生活就是实验田。”袁英华承认,“这种很纯粹的模式很难普及”,但她希望,这种“小众的选择”可以唤起“人们对主流生产、消费模式的反思”。
在11月3日举办的农夫市集上,一位65岁的老奶奶第二次来“赶集”。之前一次她买了一棵甜菜,感觉“特别甜”,这次她的目标是买有机大白菜。市集上的大白菜是普通菜市场上的4倍,她与老伴儿在家里商量了好一会儿,才最终下定决心“买棵尝尝”。
“这大白菜20块一棵,你可别糊弄我啊!”她掂量了好一会儿才选定一棵。接过大白菜后,她一边笑着对农户说“再送我些这个吧”,一边又小心翼翼地拣了好几个小番薯,塞进了自己的环保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