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生意火爆,显贵争宠起士林
起士林新址开张后,生意不但没受影响,反而更加火爆,除了各国侨民和官员经常光顾外,天津的达官显贵对起士林也是格外偏爱。袁世凯过46岁生日时,将起士林餐厅整个包了下来,阿尔伯特按照西方的风俗布置会场,使得会场气氛高贵典雅,博得袁世凯的夸奖。阿尔伯特让所有的人品尝了他的拿手好菜后,又捧出一个小山般的多层蛋糕,点燃的蜡烛在餐厅里烛光摇曳,照映四壁溢彩生辉。如此美丽的蛋糕,一层层金字塔的堆砌,黄灿灿的塔底雕满了花纹,塔顶镶嵌一个寿字,四周缀满了奶油制成的鲜花,看得人眼花缭乱。从此以后,天津的有钱人每逢生日,都想着到起士林餐厅庆贺一番,而且点名让阿尔伯特制作一个别具特色的生日蛋糕。后来,黎元洪在天津过生日时,让起士林送去一个方形寿字蛋糕,1米高1米宽的蛋糕四周缀满48个小寿字,五颜六色点缀其间,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据说袁世凯知道后,妒忌得要命,转年又让起士林做了一个比那个还大的蛋糕才算罢休。
起士林的西餐传播了西方的饮食文化,起士林的故事也是老一辈天津人津津乐道的传奇篇章,从精美的餐具到花样繁多的西式菜品,从布置考究的店堂到周到礼貌的服务,起士林为天津的餐饮界谱写了靓丽的华章。难怪,阿尔伯特·起士林的儿子威诺·起士林在今年写给起士林大饭店经营者的信中,再一次流露出回津探望的想法,他在信中说:“2004年能够再次回到天津,我们将感到非常的幸运。”
德军撤走后。他和妻子留在天津,在旧法租界中街(今天津市解放北路与哈尔滨道交口附近),以酒吧形式开设了一家小西餐馆,以其自己的姓名“起士林”为店名,自制精美的糖果和面包,还供应德式、法式大菜。起士林掌灶,妻子做招待,并且雇了一位德国人当助手。
西餐馆靠近法国公议局(今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法国食客较多,其中不少是法国公议局官员。有一天正在营业,门前有两名法国士兵经过,起士林随口说了两句讥讽法军怯懦的闲话,恰好被正在店内就餐的法国官员听到,于是引起了一场激烈争吵。法租界官员仗势欺人,勒令起士林在三天内将餐馆迁出法租界。
起士林无奈,只得将餐馆迁至旧德、美租界交界处,即今解放南路、徐州道口(今北京电影院对过起士林食品厂址)。
不久,起士林吸收其妻弟巴德入股、店名亦改为“起士林——巴德”,不过人们出于习惯还是称“起士林”。“起士林”服务态度较好,对中国人也非常客气,并且店员会说流利的中国话,因此愈办愈兴旺,慕名而来的食客愈来愈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士林”的主人——起士林和巴德,奉本国征召,回德国从军。于是,“起士林”就由老板娘和助手经营。3年后,传来噩耗,说是老板起士林和巴德战死。一年后,老板娘便和那个助手在天津的一个小教堂里举行了结婚仪式。哪知半年后,老板起士林忽然“死”而复生,又回来了。助手认为此时自己应该离开,起士林挽留再三,结果,三个人仍旧同心协力经营餐馆。
到三十年代,生意更加兴隆,餐馆发展成为5大间门脸,附设舞厅和露天餐厅。日军占领天津后,生意衰落。抗战胜利后,随着整个西餐业的复苏有好转。
1949年天津解放以后,天津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企管会”,接管外侨企业。起士林和当时的维格多利餐厅以及后来的干部俱乐部、天津饭店等外资产业,都归企管会管理。
1953年起士林接办并迁到维格多利餐厅原址。后来,由于政治运动的关系,餐厅先后更名为天津餐厅、工农兵餐厅等。
1970年起士林餐厅职工联合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第七天时,天津市政府收到国务院办公厅给职工的回信,同意恢复起士林餐厅这个老字号。作为天津西餐业的名家,起士林先后在大理道和南市食品街开办了两家分店,在北戴河也设了分店,生意越做越大。
1990年7月5日,起士林正式更名为“起士林大饭店“,不但设有西餐厅、客房,而且有舞厅和卡拉OK等附属设施,这恐怕是当初起士林的创始人所没有意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