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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雷雨》是种情感的迫切需要”
曹禺作为左翼戏剧运动影响下的作家，虽然是1934年以后的事，但在1928年，曹禺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
1933年，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曹禺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被录取。毕业后去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1935年，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著名京派戏剧家兼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发表《〈雷雨〉》一文称：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我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大多数作家的创作都是由情感的汹涌激流推动的，不仅如此，这种情感的潮水还将强烈的折射到创作的具体过程和创作内容。曹禺就是这类情感十分丰富的作家。他在创作《雷雨》时，就“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同时，他还力求通过对故事的真实描写，把严酷的人生深刻地描绘出来，并通过人物命运的高度巧合提示人物命运的残酷性。
在《日出》的创作中，曹禺更是较之写《雷雨》憋满了一腔愤怒之情，这是他情感的又一次更强烈、更深沉的输出，是作家崇高的人道主义对旧世界的控诉。
《北京人》是曹禺写的最好的剧本，它是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索而完成的。它既蕴含着作家的希望和憧憬，又体现了作家对戏剧审美境界更高的追求和向往，它是曹禺创作历程的一个高峰，是一部传世的杰作。
观察与思考是创作的必经之路
观察生活是曹禺的习惯。他总是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把观察到的生活景象、人物的言谈、动作记在笔记本上。一次，一位做豆腐的老婆婆使他他产生了兴趣，他一观察就是三天。
在写《日出》的时候，他经常到妓院聚集的地方去了解、调查。有一次差一点被打瞎了眼睛。他还冒着被熟人看见，名誉受损的危险。为了获得资料，为了在黑暗的角落从那些污秽的“可怜人身上”发现人间美好的心灵，他遭受了不知多少折磨、伤害，甚至侮辱。曹禺就是这样以一个艺术家独特的人格魅力去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美好目标，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创作过程中，曹禺是一个不敷衍的人。他潜心设计结构，他在戏剧结构上的高超和妙手天成，是“五四”以来任何一位剧作家都无可比拟的。在人物塑造上，他更是花费了全部心血。在创作《雷雨》时，他给人物写小传、札记，所以，每个人物出场时都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人物介绍。这是曹禺的发明，在他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我们从曹禺的一些作品中就能察觉到其观察思考的重要性。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曹禺在清华读书期间，特别是在河北女子师范教书期间，见识过许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就是她们中的一位。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她们都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在娱乐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暂时在现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脚，没有重蹈子君的覆辙，但是，却面临着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腐蚀。于是，很快投入了银行家潘月亭的怀抱，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变化。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会自己觅食了。陈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作者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上时代特色比较鲜明的作家。他不像有的文人那样懂得和善于保护自己，甚至有时显得缺少独立思考。通过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其伟大的、天才的人是如何被时代蛊惑、扭曲、吞筮。可以这样说：由于时代、社会的原因，妨碍了他成为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尽管如此，从《雷雨》、《日出》、《原野》到《北京人》，曹禺以不懈的艺术探索精神，在现代话剧的思想和艺术高度上，奠定了自己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史上一代艺术宗宝贝的无可争辩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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